【优优配(www.uupei.com)】1939年生于香港。1959年毕业于上海第四女子中学，次年考入上海电影译制片厂任配音演员。曾为《叶塞尼娅》《绝唱》《吟公主》《生死恋》《大篷车》《望乡》《苔丝》《尼罗河上的惨案》等近300部译制片配音，还曾为《天云山传奇》《沙鸥》《胭脂》等国产片配音。她的嗓音优美甜润，擅长塑造温柔、善良、纯洁的女性角色，受到几代观众的喜爱。上世纪80年代末退休后，刘广宁到香港做普通话教师，十余年后返回上海。
印象：岁月流逝端庄依旧
隔一段时间我就会看一遍《魂断蓝桥》。因为费雯·丽和罗伯特·泰勒，因为那场荡气回肠的爱情，因为《一路平安》这首歌，也因为上译厂经典的配音。40多年前，为费雯·丽扮演的玛拉配音的正是年轻时代的刘广宁。玛拉从纯真善良到灰心绝望，再到罗伊重归后沉重的欢愉，最后忍痛离去，坎坷人生路百转千回，在刘广宁的声音演绎下让中国观众唏嘘不已。而在今年夏秋之交的那一天，我去上海采访，当刘广宁真的坐在我对面时，静下心聆听她的声音，恍然间竟觉得：玛拉老了，穿越时空来到我近前。忽然想起那句话：我认识你，永远记得你。
被我们认识并且永远记住的，除了费雯·丽的美丽脸孔，还有刘广宁那温婉多情的声音，如黄莺啼啭。
刘广宁生于名门。祖父刘崇杰是民国时期外交界的风云人物，曾任中国驻德意志兼奥地利全权公使。抗战爆发后刘崇杰携家眷寓居香港，刘广宁就是这段时间出生的。上译厂老艺术家苏秀在《我的配音生涯》一书中回忆：刘广宁刚考进译制厂不久，大家就知道她祖父很不一般。但是她不张扬，不挑剔，一点也没有官宦人家娇小姐的习气，只有一种端庄气质。
小时候，梅兰芳、胡蝶等文艺界名人都曾到刘家作客，胡蝶还抱过刘广宁。与这些人接触，给童年的刘广宁留下了深刻印象。而对她影响更深的是祖母。祖母常给刘广宁讲自己的故事，当年随丈夫出使欧洲，当地常举办舞会，祖母虽是缠足，但硬是在高跟鞋里塞了棉花跳探戈，一场舞会下来，脚上流了好多血，袜子被血粘住，脸上仍是笑着。刘广宁的性格也受到祖母的影响，同时，因为祖母是北京人，她还和祖母学了一口纯正的京腔。
上世纪80年代是上译厂的辉煌时期，也是刘广宁作为配音演员的巅峰期。《魂断蓝桥》中的玛拉、《叶塞尼娅》中的露易莎、《冷酷的心》中的莫尼卡、《苔丝》中的苔丝·德伯菲尔德、《生死恋》中的夏子……这些年轻靓丽、个性鲜明的角色让刘广宁赢得了观众的喜爱。
刘广宁的音色甜美动听，特别适合配少女型的角色，被誉为“银幕后的公主”。一位观众在网上撰文，也说出了我们对这个声音的共同记忆：“从小我们看童话，看王子和公主的故事，但是我们不知道王子和公主长什么样，后来看了小人书，知道他们长什么样了，可还是不知道他们的声音是什么样的。直到看了童自荣和刘广宁配音的动画片《天鹅湖》，才知道，王子和公主的声音原来是这样的。”
当年在上译厂，刘广宁是收到观众来信最多的演员，苏秀常见她趴在桌子上给观众写回信。在采访中，刘广宁讲了自己当年的一件小事情。“上世纪80年代，我们厂招考新人，看到那些年轻人诚惶诚恐地挤在一个房间里站着，想到自己当年考试时也有过同样的忐忑，我就给他们找椅子坐，让他们放松。有个男孩是坐轮椅来的，我觉得这样的情况厂里不会录取他，而且他在业务上也不是最合适的，我负责第一关，我就想我们得让他过第一关，不能打击他的自尊心。后来有人写信来，说他们不是孩子了，还这样照顾他们，感激我。我没想到这么小小的一件事会让他们感动，我觉得人和人之间需要有爱，有温暖。”
直到不久前，还有影迷从北京给刘广宁寄来一大包译制片光盘。“都是我没法找到的光盘，因为当年配的很多电影，我们厂自己都没存档。”还有人借她参加活动的机会找到她，送给她《龙子太郎》的海报，这让刘广宁想到往事，感到满足。
如今细想起来，能让人记住且能成为标志的好声音几乎已经无处寻觅。但我们真的不需要配音演员了吗？不久前看电影《听风者》，梁朝伟的国语配音被观众指容易“出戏”，影片的精彩程度大打折扣。而假如没有石斑鱼的配音，周星驰还会不会借《大话西游》席卷大陆影坛呢？重新肯定配音对电影的价值，是一个不该被忽视的问题。而重新发现曾经经典的上译厂和曾经经典的好声音，或许可以给如今的电影业带来一些启发。
为进上译厂放弃考大学
记者：您还记得看过的第一部译制片吗？
刘广宁：上世纪50年代有了翻译片，我们在学校操场上看了一场露天电影，是前苏联的《团的儿子》，我们翻译过来叫《小英雄》。我就觉得，咦，怎么外国人说中国话？后来看了《大众电影》的介绍，才知道是配音。
记者：那时候想过自己会成为配音演员吗？
刘广宁：我祖父不赞成我搞艺术。我家没有人搞艺术，虽然家里和文艺界有来往，但真的去搞艺术他是不同意的。我念中学时祖父去世，家里的环境宽松了。我开始学过京戏，但学戏练功太苦。后来我喜欢听广播，参加了上海电台的业余广播组，跑跑龙套，只有星期天可以去。我普通话很好，我奶奶是北京人，我跟奶奶学的北京话，跟妈妈学会了苏州话。读到好的文字，我就有欲望、有冲动，觉得我应该念，念得好很过瘾，念不好便很难过。
记者：当年您为了进上译厂放弃考大学，会不会觉得遗憾？
刘广宁：高中毕业以后我想进上海电影译制片厂，考大学的机会就放弃了。我的文科很好，老师说你干嘛不考大学？可我就是想要进文艺团体，如果上大学，毕业后全国统一分配，便很少有机会进文艺团体了。所以我想放弃，冒这个险。但上译厂招考的消息我也不知道，电影界我一个人也不认识，我就自己给上译厂写信，然后又闯到厂里去毛遂自荐。巧了，本来我们这一期的考试前几天就应该考，但不知什么原因推迟了，我正好挤进来。一起考的有七八个人，筛选了大半年，最后留下我一个。
记者：一开始顺利吗？
刘广宁：开始还可以，第一次参与配音的是一部保加利亚的黑白片，《第一课》，配一个比较单纯的女孩。但是这个戏配完不久，我们就下乡劳动了，劳动了整整一年。倒不是不想去劳动，只是完全脱离业务心里舍不得。下乡也蛮辛苦的，开荒、掏大粪、种油菜、种棉花，从种到收割。后来又去上影农场，在农村呆了一年。
配“内参片”锻炼业务能力
记者：译制片从上世纪80年代才开始备受关注，在那之前译制片厂主要做什么？
刘广宁：我们主要是配“内参片”。当时是保密的，说是给样板戏作参考资料，上影厂的演员们还不能回上海演电影，但我们译制片的演员都回来开工了。第一次配的是好莱坞电影《红菱艳》，是周总理提出需要在电影资料馆存档的电影。
记者：在那样一种时代背景下，怎么把握好莱坞电影中人物的情绪和情感呢？
刘广宁：那时候全是保密的，配音之前要开学习班，配完了要批判“毒草”。但人物还是要配好。我喜欢看书，上海图书馆在徐家汇有个藏书楼，很多书在当时都是禁书，但我们搞内参影片，可以有“特权”借来看看作为参考，这也是最直接的学习方式吧。剧本是翻译根据电影放映时记录下来后自己翻译的，也是保密的，有一次我跟同事去逛街，回来发现放在桌子上的剧本不见了，急得我肚子疼，后来找到了，是他们做卫生给放到柜子里了。现在回想起来，那一阶段的工作是非常有价值的。首先是我们在业务上得到了锻炼，再有就是积累下来很多好影片，像《鸳梦重温》《魂断蓝桥》都是那段时期的配音。《叶塞尼娅》开始也是作为参考片配的，配着配着，“文革”结束了，很快这部电影正式公映，观众很喜欢。这些“内参片”到今天也还有至少一半是没有公演的，因为没有正式版权。
记者：我们很多人常会回忆那时候看过的译制片，现在电台偶尔还能听到当年的录音剪辑，您能描述一下当时的工作状态吗？
刘广宁：那时候一部电影90分钟，要分章节，掰开揉碎，对人物的理解要做笔记，导演找来历史背景资料。从前都是9分钟一本戏，剪成二十几段，最短的一分钟不到，套上循环盘在放映机上放映，放完了循环回来。还有专门负责对口型的演员，有些人口型对的特别好，比如邱岳峰。负责对口型的演员数字数的长短，根据开口、闭口、换气调整台词，语速节奏还要根据人物的特征。经过初对，复对，翻译和口型演员一起对，到演员拿到剧本后再复对，自己再排练，一步步来。到最后录的时候要准确，不能看银幕上张嘴了再说话，而是感觉他要说了，就开口，节奏要跟着角色。到最后配戏的时候，进棚已经是最后一步了，前面很多东西都已经准备好了。
记者：其实是很琐碎很复杂的幕后工作。
刘广宁：我们演员都知道，很多幕后的幕后，专业的技术部门，录音师，也是下了很大功夫。比如话筒员，举着“钓鱼竿”，上面吊着话筒，下面站好几个演员，话筒员把剧本都圈好，到谁该说话的时候话筒就伸到谁的近处。嗓门大的站靠后一点，个子矮的脚下垫个板子。做音效的也要一遍遍跟演员一起配，打架要在地板上跺脚，跳得膝盖都摔青了。翻译片就是一个整体，都发挥得淋漓尽致效果才会好。
有名无利平淡生活
记者：您被誉为“银幕背后的公主”，您认同这种说法吗？
刘广宁：当时观众喜欢，是观众对我的赞美，也是因为配了几次公主的戏。但其实很多角色的差别还是相当大的。比如《望乡》里中野良子扮演的大家闺秀，蛮难配的，声音上不能很火爆，是笑不露齿的感觉。《生死恋》里的夏子和《绝唱》里的小雪也不一样，一个是小姐，一个是佣人。观众能一下子听出我的声音，但我要做的努力就是在声音里融入剧中人物的气质和性格，要是没有差别，一直是公主的感觉，这就是我的失败了。
记者：您觉得配音工作辛苦吗？
刘广宁：所谓辛苦，是因为太忙了，规定你什么时候完成就得完成，日夜连轴转。有一次嗓子疼，但也要坚持，硬是疼着配完了。按照程序配完看一遍，不好的再补戏，补戏时我的嗓子一个字也说不出来了。我看过梅兰芳的《舞台生活40年》，说他有一次嗓子哑了，上台怎么办？他就用半个嗓子唱，观众听的声音低一些，但是能唱出来，就是一位演员凭着最后的一点毅力，拼出来。我们那一代就是出于对艺术的执著，待遇很低，生活很苦，身体又不好，我真倒下了我说我哑了不配了，也可以。我先生在上海歌剧院拉小提琴，他很支持我，孩子们都是他照顾。两个孩子，天天那么忙，就这么过来了。
记者：当时有没有做明星的感觉？
刘广宁：我们作为配音演员是有名无利，有些记者写文章，我们就红起来了，但我们自己只觉得自己应该好好工作。观众写信给我们，说看我们配音的电影中的人都住在豪宅里，很清闲很舒服，他们就认为我们的生活也是这样，要帮我们来打杂，说住在你家厨房里就好了。怎么可能啊，我家的厨房是11户人家合用的。我家只有一个房间，我先生他们单位分配的，大热天两个孩子睡地板，电扇也没有。有一次电视台来拍节目，房间太小了，只能把摄影机架到阳台上拍镜子里的人。
记者：收入高吗？
刘广宁：那时候我们配一个巴基斯坦电影《人世间》，国庆节三天不放假日夜赶工，后来上映后观众非常喜欢看，所有电影院都在演《人世间》，发行公司赚钱了，我们没赚钱，加班三天拿了16块钱加班费。《苔丝》得了文化部的奖，我是女主角，到北京去领奖，我拿最高档次的奖金，30多块钱。
记者：后来您还配了一些国产电影，影响也很大，还记得当时的细节吗？
刘广宁：上世纪80年代谢晋导演拍《天云山传奇》，女主角施建岚是温州人，以前是越剧演员，普通话台词说不好。牛犇老师来找我，那时候正好我嗓子哑了，过去太累落下的职业病，差不多两年就哑一次。我说去不了，谢导说我等你，什么时候好了什么时候来配音。国产片《胭脂》也是，扮演胭脂的是杭州歌舞团的演员，不会说普通话。我喜欢京戏，给她配音时就用花旦那样的念白。不可能是外国片的感觉，但熟悉我的观众会听出是刘广宁的声音。
退休后在香港教普通话
记者：后来您为什么要去香港定居？
刘广宁：退休后我和我先生去香港，一是因为我是在那里出生的，我想每个人的每个阶段应该做一些不同的事情，开始新的生活。两地有文化差异，我觉得也挺好。另外对我儿子的发展也有好处，那时候不像现在出去演出什么的特别方便。但是我一直想，将来我还是得回来。
记者：到香港以什么为生？
刘广宁：我们去的时候年纪已经大了，没太多机会了，再重新打天下不容易。很多老同事老朋友还以为我在香港做生意，其实没有。我们两个就是从最基础的做起，我先生教小提琴，我教普通话。我在香港也没有熟人，就直接去一个推广普通话的机构，问他们需不需要老师。我就想起当年考上译厂的时候，也是自己去推荐自己，现在又重新来过。我本来不是特别熟悉汉语拼音，一边学一边教。
记者：正好可以发挥您的长处。
刘广宁：有的出版社录普通话教材，要做成光碟，我就找到他们帮他们去录音。香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现代汉语词典》要出一个有声版，找我录所有的词条。我白天教普通话，下课后去录音室录音，见缝插针，从头到尾整个读了一遍，两个多月才录完。做这件事没有搞艺术那么有兴趣，很枯燥，但还是喜欢干，毕竟跟自己的本行多多少少有点关系。还念了《三字经》《千字文》《夫子家训》，这些古文里还有些字的读音与现在不同，就去找专家请教应该怎么念，挺长学问的。我还录了很多小说和散文，《骆驼祥子》《背影》，也有诗歌，一共有二三百篇，作为中学教科书的附加内容。
译制片这枝花不应该凋谢
记者：本来已经可以退休了，为什么把自己搞得很忙碌？
刘广宁：我就是一直不想停下来，我觉得真坐下来可能就要变成老年痴呆了。这个经历也很不错，我在香港呆了17年，学到不少东西。本来我一点不化妆，到香港以后，有些场合就需要化妆，不会化也要化。现在再回到上海，我算是再度退休了，但也没有停下来，有什么事就去做什么事，要是真停下来，人的身体也衰老得快了。
记者：从香港回到上海后您也算是复出了，而且是走到台前，在电影里也能看到您。
刘广宁：其实就是跑了两个龙套。拍《建国大业》时我和曹雷一起参加了一场戏，毛泽东和蒋介石在重庆谈判，我演一个太太，有一个敬酒的镜头，剧中人都没有名字。拍《十月围城》，张建亚推荐我去演演慈禧，那次跑到外景地，大热天穿特别厚的衣服，拍了两天，回来就中暑了。后来电影里只有一个镜头，还是侧面的，说话居然还是别人给配的音。拍电影真不容易。
记者：我常常会想到同一个问题，为什么上世纪80年代上译厂的译制片这么受欢迎？
刘广宁：那时候没有卡拉OK，没有其他的娱乐，又是在那样一种单一的文化背景下，译制片突然出来了，自然会受欢迎啊。
记者：现在观众在电影院看好莱坞大片，也不再关心是谁配的音了。
刘广宁：现在为什么排斥翻译片，是因为现在的配音不好了。有一次我去电影院看我们厂配的一部新片，看完觉得不像我们厂的作品，不考究。现在很多年轻演员声音条件很不错，为什么深入不下去？因为现在追求艺术的人不多，找刺激的多，也让演员没有自信心去追求艺术了。很多配音演员没法坚守了。还有就是配音演员确实跟其他演员比起来待遇要低很多，各方面的原因综合在一起。前些年我回到厂里配过一个广播剧，一个英国电影，戏不太多。现在他们每天工作12小时，早9点到晚9点，规定几天完成就得几天完成，都是快餐式的，翻译力量没有从前强，人物是怎么回事也没有时间去深刻了解。你不能怪年轻人，百花齐放，译制片这枝花我们不能让它凋谢了，应该守住它，发扬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