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谁在改变我们的世界，告诉您一个不为人知的大师
苏秀，著名配音演员，译制片导演。1950年起先后任上海电影制片厂翻译片组、上海电影译制厂配音演员和译制导演。1984年退休后在上海电视台和上海音像资料馆任译制导演。配音代表作品：《化身博士》、《孤星血泪》、《红与黑》、《第四十一》、《尼罗河上的惨案》、《为戴茜小姐开车》；译制导演代表作有《阴谋与爱情》、《带阁楼的房子》、《冰海沉船》、《远山的呼唤》、《砂器》、《普通人》、《飞越疯人院》、《生逢七月四日》、《天鹅湖》、《虎口脱险》等。
记者：2006年4月，苏秀牵头在北京组织了一场名为“活着还是不活”的研讨会，讨论中国译制片发展的前途和道路。出席研讨会的除了上译厂的一批老配音演员之外，来自社会各界的知名人士和文艺评论家聚集一堂。有央视主持人崔永元、剧作家史航、复旦中文系副教授严锋、北京电影学院教授徐燕等等，还有配音网的一些热心网友，他们是从全国各地自掏腰包专程来到北京的。对于苏秀这一批老的上译厂的配音演员们来说，这个话题多少有些沉重，那些曾经给无数中国人带来快乐享受的译制片，何以走到了一个需要讨论生死的地步呢？
译制片：活着还是不活
苏秀：我们题目就叫做“活着还是不活”。是我张罗起来的这个会。因为我觉得非常困惑，觉得像意大利也好，德国也好，包括法国。在我们还没有译制片的时候，就知道意大利的译制片就是很兴旺的。那么人家为什么那么多年还在兴旺，我们为什么这么短命就该死了呢？我们那个讨论会结果也没有什么结论。徐燕，你知道吗？是电影学院的一个台词课的老师。也是一位资深的配音演员。她说，我认为世界上有不同语言，存在语言隔阂的时候，就需要有译制片。那么我也认为，只要是世界上存在不同的语言文字，只要有翻译小说，就应该有翻译电影。
记者：不同的声音显然是存在的，而且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拥有话语权的主流评论家的态度。
苏秀：美术家、散文家陈丹青发来电邮说：“我认为译制片死定了”。他说，苏秀他们那一代人不是承上启下的一代，是空前绝后的一代。他说80年代的辉煌不可能再有了。还有一个剧作家叫史航的。他说我们应该以欣赏唐诗、宋词的心情去欣赏80年代的译制片。他说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文艺形式，到了唐朝是唐诗，到了宋朝的时候，唐诗就衰落了，是宋词。到了元朝是元曲，到了明清就又是什么小说。可我还是想不通，我就觉得为什么人家意大利、法国不衰落，我们为什么要衰落?
那些动人心魄的美丽声音
记者：令苏秀感到意外的还有一件事情，2005年8月13日，她的新书《我的配音生涯》在上海书展进行签售。对于这次签售，苏秀没有多少信心，甚至她还觉得把老朋友们拉过来捧场是不是有些唐突，但事实是，排队要求签名购买这本书的人从楼下一直排到楼上，连知名作家程乃珊也排队等了1个多小时，还动情地说，没有译制片，我就不会成为一个作家。如果我可以算作一个作家的话。”
苏秀：因为我觉得，译制片在这样的一个低谷的状态，谁还会去看我这么一个老太婆写的书啊。所以，在我书的责编陈飞雪向我约稿的时候，我就对她说：“你别把这件事当回事，到时候能出版了固然好，不能出版就当我写着玩吧。”所以签售的那天我就想，没人来怎么办呢？一去一看那么大一屋子人，从楼梯绕到楼上，完了再绕下来，真是非常感动。我特别觉得感动的是一些四五十岁的人来买书，因为我觉得这些四五十岁的人有家、有老有小，可能经济上也不是那么富裕，能够花这么几十块钱买这么一本闲书，能够抽出来大半天的时间，或者是从老远跑来排队，我觉得他们这些老观众还记得我们，应该是对我们最丰厚的回报了吧。
记者：这是两种截然相反却又殊途同归的感受。那个时代的配音演员渐次老去，或者离开，那个时代的辉煌已无法复制，成为绝响。或许真如评论家所言，上世纪80年代那些译制片里动人心魄的美丽声音，只能成为精美绝伦的艺术品被怀念，被珍藏，却无法传承和延续了。
苏秀：有人说现在这个时代懂英文的人多了，所以大家不要看译制片了，我觉得这是完全是没有道理的。我做过一些调查，我的同事施融他到美国去了，当年我问他的时候，他是去了18年，现在已经20多年了。我问他，你看美国电影有没有困难？他说看大片，看动作片，一般生活片没有问题。但是如果看文艺片，看一些有哲理的片子，就不是完全能看懂了。再说，你懂了英文你还懂法文吗？你还懂西班牙文吗？你还懂印度文吗？所以我觉得不是说我懂两句英文，我看看字幕就够了。我感觉到，如果只要看懂个大概故事的话，电影看多了以后，看那个人物的神态、动作，我不看字幕，也能猜个八九不离十。你说像《泰坦尼克号》这种，你不看字幕，听不懂语言也能猜个差不多，是吧？那不是看电影的目的，有的人说是看原片可以学英文，那是另外一回事。你要去学英文，你去学好了，这也不是看电影的目的。
译制片不会死
记者：近五、六年以来，苏秀频频被媒体追访，从中央电视台的《艺术人生》、《电影人物》到上海电视台的访谈节目，还有数不清的平面媒体和广播媒体。这位上世纪80年代中期就已经从上译厂退休，90年代以后，决意远离配音圈子的译制导演，嗅到了译制片回暖的气息。
苏秀：我觉得现在这些年好像又有点回暖。因为一个国家如果没有文化，那么这个国家是不可能在世界上立足的。所以我觉得目前的领导也似乎意识到了这些。最近这个五六年吧，我从杭州回到上海以后，接受了无数次的采访。从中央台的《艺术人生》到上海台的《永恒的声音》和一些报刊、杂志。我就想，你们这些媒体为什么忽然对我们这些老梆子感兴趣了呢？我觉得不是对我们这些个老梆子感兴趣，而是由于你们意识到，观众怀念我们当年那些精工细作的优质产品。你们认为这些采访是有人关心的，才来做这些节目的吧。所以我觉得从长远来说，我相信译制片不会死，会复兴，不过，大概我看不到了。我觉得目前有些观众不要看译制片的一个原因，就是现在很多译制片质量太差了，不是观众不看。是有些译制片不好看。所以朱军当着童自荣的面说“我不看译制片”，我说我觉得此言有理。因为他不认真去配，你甚至于觉得搞不清楚是原来的演员演的不好，还是配音不好。你甚至于就觉得整个戏不好看，觉得那个原来的演员演的不好。
配音可以为原片加分
记者：《给黛西小姐开车》 黛西小姐，苏秀配音；《虎口脱险》 苏秀导演、《远山的呼唤》 苏秀导演；《红与黑》 苏秀配音。这些都是苏秀参与配音或导演的译制片，几乎部部经典。很难想象，如果没有上译厂那些配音演员们的精工细作，这些影片还会不会在中国流传那么广泛，影响那样深远。
苏秀：你说现在大家念念不忘的我们配音的那些个所谓经典，都是原来的影片就精彩。那么我们努力的精工细作了以后等于相辅相成，成为一个精品。如果它原片也没有深刻的内涵，人物也没有性格，你不可能把它配好呀，对不对？我就说我们像是一个乐队是吧？你一个好的指挥你可以让这个乐队的演出非常有内涵，非常有节奏，非常动人。你不可能让不会拉小提琴的人参加呀，你再大的本事也不可能让不会拉小提琴，宰鸡的人来拉出一段美妙的乐曲呀。我是这么认为，我觉得不去认真研究原片，不理解原片，就那么乱七八糟的往上配，严格地来说，这个商品应该就是假冒伪劣。忠实原片，是忠实于原片作者所要表达的主题思想；忠实于原片所塑造的人物性格；忠实于原片作者对他剧中人物的态度；忠实于原片的风格、样式。而不是忠实于原片的一字一句，更不必忠实于原片的缺点。所以我认为，有些原片的缺点，我们通过配音是可以弥补的。比方说《叶塞尼亚》，叶塞尼亚刘广宁配的那个叫什么，叫露易丝吧，那个演员是个哑嗓子，刘广宁认为，这个角色是一个很善良、很美的姑娘，她不应该哑嗓子。所以我没必要去学原片演员的缺欠。我就用我好听的声音来配。
误打误撞搞起了译制片
记者：《印度之行》 摩尔太太，这是苏秀自认为最接近本色的一次配音，摩尔太太是一名英国贵族，善良、正直。思想开明而且坚强淡定。1926年出生在长春，却把人生的大部分时间在上海度过的苏秀，骨子里早已浸透了江南女子的优雅从容。那些在我们看来略显颠沛的人生经历，从她口中娓娓道来，如同在安静地放映一部黑白旧电影。
苏秀：我母亲今天活着要一百多岁了，她是一八九六年生人的。那个时候我外公是山东到东北来闯关东的。他没什么文化，是开菜园子，就是种菜的。有了点钱以后，却非常重视对儿女的教育，不但把我的舅舅供到天津南开大学毕业，连我母亲也是师范毕业的。所以我妈妈就什么老的讲究都没有……我从小起，我们家就是没有任何老规矩的。所以我现在也是什么都不信。因为我生在长春，东三省沦陷了以后，我们就全家搬到哈尔滨去了。后来哈尔滨也被占领了，所以我从开始记事起，就一直生活在帝国主义统治下，因而我从很小开始就有一种，就是不甘心做亡国奴的情结。觉得在自己的国家里，我们作为一个中国人，倒成了二等公民。我就觉得对帝国主义就对政治感兴趣。所以后来到中学的时候，那时候就想要到重庆去参加抗日，就参加了一个“读书会”。我现在猜想那可能是一个东北大学的外围组织，我在北京读大学的时候，因为参加读书会被日本宪兵队逮捕了。后来因为我那时尚不满18 岁，而且我们确实什么事也没做过。关了三个月就被放了出来结果我呢也没走了。完了，文化大革命还给审查了半天，问我那个读书会到底是国民党的还是日本的。我说我不知道，那时我真的不知道，造反派说，“不许你说不知道。你只能说是还是不是，你说是还是不是？”我说我不知道。“你怎么那么顽固”，为了这个剪了我一缕头发。
记者：到上影厂搞译制片，这在苏秀看来是一个误打误撞的决定。实际上，苏秀被选入上影厂翻译片组并非偶然，良好的音乐素养和广播剧的底子，都为她加了不少分。
苏秀：我觉得我这个人，我这一生还是很幸运的。我为什么说自己很幸运呢？因为我这一辈子做的是我喜爱的工作，我们这个工作它等于把世界上各个国家的一些大师的作品，介绍到中国来。我们看这些电影，不是看一遍，看两遍。是掰开揉碎地反复看，去理解这些片子。然后用我们的中国文字，中国语言，把它传达给我们中国观众。另外就是我们配音，有的时候也是跟世界各国的表演艺术大师，跟他共同塑造一个角色。所以我感觉到这个工作不是工作，而是一种享受。我觉得特别特别幸运，就是误打误撞撞进了上海译制厂。我在学校念书的时候，本来喜欢音乐。我们一个音乐老师在哈尔滨的电台组织了一个合唱队，他就选了我去参加那个合唱队了。在那个合唱队里，有一个叫陈沙的，（他可以说是我的启蒙老师。解放后他是海政文工团歌剧团的导演）他是哈尔滨电台的播音员，他除了参加合唱队之外，还组织了一个广播剧团。他就跟我说，你来参加我们广播剧好不好，我说我不会呀，他说不会我教你呀。那这样我就去参加了他的广播剧团。很快我就成了剧团的女主角。参加了大概差不多一年吧，我们还在哈尔滨铁路局的俱乐部里，演过两场话剧。所以解放以后，我想工作就还是想做这一类的工作。1949年上海解放，1950年的2月份，我去考了上海广播剧团，所以我还是上海第一批广播剧演员。
让外国人在电影里说中国话
记者：上影翻译片组是新中国最早开始进行影片译制工作的机构，后来发展成为上海电影译制厂。因为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借鉴，最早的一批配音演员只能凭着一腔热情摸着石头过河。苏秀甚至一直都在想打退堂鼓。
苏秀：在进入这个翻译片组之前我在广播剧团嘛。它也是个演员，所以我没觉得配音有什么困难。相反呢，刚刚开始到翻译片组的时候，倒是觉得这个工作没意思，大材小用了。 因为当时上影厂的领导也不知道翻译片到底应该怎么做，因为解放以前没有过也不知道这个翻译片的演员应该有些什么条件，所以有一些人也没有什么文化，也没有受过什么专业训练，也进到这个翻译片组来了，反正层次是非常的参差不齐的。有的人就是大学毕业的，有的人像邱岳峰过去在旧社会演过话剧。像我们几个学历比较高的都没受过专业训练， 所以开始的时候，我就想在翻译片组待个两三年，因为有那么多机会看片子嘛。外面不可能有那么多机会看片子，觉得先在这里学点东西，然后想办法跳槽到故事片去。
记者：很快，苏秀想离开翻译片组的想法就被打破了，她和同事们沉浸在让外国人在电影中说中国话的简单理想中，为了能够尽量做到忠实原片，不出大差错，他们几乎认真到了不放过电影台词中每一个字。
苏秀：可是后来我就感觉到，不是我大材小用了，是我学一辈子都不够用的。因为我们接触的不知道是哪些国家，哪些题材的片子。这是五花八门的。所以就觉得，如果想把这个影片真正不打折扣的，或者是尽量少打折扣的，把这影片介绍给中国观众，那你一辈子的准备都是不够的。你最好是各国的历史呀，地理呀，社会风俗呀都知道一点。要不然你就会犯错。比方说《卡桑德拉大桥》吧，你接触的就是细菌战。像《斯巴达克斯》接触的是史前的奴隶起义。你像《教父》这种接触的就是黑帮，那么像这个《警察局长的自白》，接触的就是意大利的黑手党，真正是五花八门。我举两个例子，一个就是我搞一部戏，它是讲那个，从美国贩毒贩到法国。它有句台词说经过墨西哥，我就想美国到法国经过墨西哥干吗呀？就是说这种地理概念还是有点的。后来到录音的时候了，我越想越不对，从美国贩毒干吗要经过墨西哥呀。那时候施融是参加我这部戏的，他说我听原片不像墨西哥，那个原文我听着像墨西拿，我说快找个地图来看。结果在那个航线上果然有一个站叫墨西拿。后来，我们第二天，就去找那个翻译了，他是我们厂里头最好的一个法文翻译。我说老徐你犯了个大错误，你把“墨西拿”翻成“墨西哥”了。他说不可能的，我绝对不会犯这种错误。我说，你看我们昨天差点就说错了，他第二天把他翻译的原稿拿给我看，“你给我平反。”他说，我翻的是墨西拿，我老婆帮我抄稿子，抄成墨西哥了。如果当时我一点这种地理的概念都没有的话，那就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再比方，我搞了一个美国电影叫《海滩》。它里头就说，亚特兰大怎么怎么，亚特兰大怎么怎么。那次还不是我发现的，是曹雷发现的，曹雷配那个戏的女主角，她说这个海滩不是亚特兰大的。她说我去年刚跟我妈去美国探亲，我觉得这个海滩是大西洋城。那么就听听原来的英文，因为我们在资料馆搞的戏，没有剧本，只能靠翻译听。听听那个大西洋城的英文发音，很像亚特兰大，赶快打电话问那个翻译，你有没有搞错，结果翻译承认她搞错了。
和英格丽褒曼共同塑造一个角色
记者：工作给苏秀带来的回报也是丰厚的，她在配音生涯中经历了无数现实生活中无法体验的角色，她甚至可以跟她最崇拜的影星英格丽褒曼共同塑造一个角色，这种快乐和满足感至今仍令她念念不忘。
苏秀：我们生活当中，你不可能经历的事，结果在电影里头经历过。我就说，我在电影里头配过的每一个角色，都是我的一次人生体验。像一般的演员，话剧演员也好，电影演员也好。你一年能够拍两三部戏已经就算是比较多产了，那我们一年呢，要有十几二十部，你就算是我们一年二十部，二十部不是部部戏都有你，你就算有十部吧，那三十五年就等于有三百多部了。
苏秀：从贵妇、王后、太后、女王一直到小偷妻子，囚犯，农妇，修女、像我在《古堡幽灵》里头配女强盗，《尼罗河上的惨案》的黄色作家，就是经历过各种各样的人生。而且还有一个就是我刚才说过了，跟一些世界各国的这些个特别有成就的演员，共同配一个角色。比方说我年轻的时候就非常喜欢美国的一个演员叫英格丽•褒曼，她就是演《爱德华大夫》、《卡萨布兰卡》、《战地钟声》的。我当年怎么也没想到，当年我看她电影的时候，怎么也想不到，有朝一日我会进入电影界，更想不到有朝一日我会跟她共同塑造一个角色。所以觉得做这个工作是一个很大的快乐。
当译制片导演：3个字被骂了一上午
记者：从1951年开始，当时上译厂的厂长陈叙一就放手让苏秀尝试参与译制片的导演工作，他的言传身教让苏秀获益非浅。
苏秀：我说了我是一个运气好的人。我觉得我运气好一个就是误打误撞，撞上了一个我喜爱的工作。我的运气好的第二点就是我遇到了一个培养我支持我的领导，就是陈叙一。他当年培养我做导演的时候，我是1950年进厂的，1951年就开始给了我一些小片子，叫我做导演。到了1954年的时候，就给了我一部大戏，就是《罗马，不设防的城市》。他当时要求我们，什么事你都得负责。你作为一个导演什么事你都得负责，如果演员说错词儿了，或者是说的词儿感情说的不到位，他不骂演员骂导演。录音的声音不接了，他也不骂录音，也骂导演。他也不是对我一个人这样，就是对我们几个，他培养起来的导演都这样。我感觉到他就是在培养我们，在工作中你必须要严格，你要不严格的话，你要不什么事都努力往好了做的话，你就会挨骂。比方说有一个戏，是赵慎之配音的，一共就说了三个字。就是“雨停了”。他数落我好几个小时。他就说这个雨停了，它不是一个就是看见雨不下了，说雨停了。她是表达一种情绪，表达她一种无奈，因为她跟这个人有这种爱情，但是不可能有结果。现在，只是把这三字说出来了，这个人物内心的情绪没有表达出来，你怎么通过的？你理解没理解这几个字要表达的情绪是什么？就数落了我好几个小时。我当时有点委屈，委屈的不是不服气他批评我的内容，是觉得至于嘛，这么三个字数落了我好几个小时，完了满厂就传，哎呦，苏秀好像就三字雨停了，挨了一个上午，还是一个下午的骂，我是对这个觉得委屈的慌。有一次，他看见我在篮球场上，就走过来跟我聊天。他说：当年，他在“苦干剧团”跟黄佐临先生学导演，摆了沙盘给佐临看，黄先生不满意，他也不告诉你，你什么地方不好，什么地方不对，就跟你说再去摆。意思就是说，我这么掰开揉碎了的告诉你，你什么地方不对，你还不满意。所以我就是在他手里调教出来的吧。后来好多人说，说我凶。我开始到电视台去搞《姿三四郎》的时候，我说咱们七点钟，因为大家是业余的嘛，那时候我也是业余的，还在厂里工作，业余时间来电视台。我说，咱们七点钟录音，我们所有的工作人员都得六点三刻到，机器就要打开七点钟就要真正开始录音。之前。大家没有这样子一个严格的做法。我每天六点三刻到了以后，我不去休息室，也不去办公室，就站在棚门口，这样子就等于给大家一种压力了。后来他们就说，老苏来录戏的时候大家都是一路小跑的，就讲我凶啊。后来我就跟陈叙一的女儿讲，我说现在我恶名远扬，都是跟你爸爸学的。她说毕克叔叔也说过类似的话。
峰华毕叙：不应忘却的记忆
记者：到苏秀从上译厂退休之前，她已经执导了一百多部译制片的配音工作，那些我们耳熟能详的声音几乎都在她做配音导演的影片中出现过。谈及那些已经故去的老友，苏秀感慨万千。2008年，苏秀主编出版了一本名为《峰华毕叙》的回忆录，讲述了他和上译厂邱岳峰、尚华、毕克和陈叙一这些已经故去的著名上译人的故事。
苏秀：这四个人我觉得是对我们翻译片最有贡献的，陈叙一是我们的厂长，我觉得之所以有上译厂80年代的辉煌，是他一手打造的，他是个事业家。人家说他英文好，又懂戏。我说这都不重要，他不光是英文好，也懂戏，他是个事业家。我觉得他可以说，从踏进翻译片组那一刹那，他就把他整个的人投入到这个工作当中去了。他没有什么上班下班，他是把自己整个的生命都投进去了。其他那几位就是邱岳峰、我觉得他提高了我们译制片的一个层次，由于他的天赋、由于他的勤奋，我就说他是我们配音演员的骄傲，他提高了我们配音的品位。那么毕克、尚华也都是我们非常出色的配音演员。我主要的是说，我写了《我的配音生涯》以后，我没想到我这个书会有那么多观众、有那么多读者来买。我就觉得他们爱的不是我，是我们的译制片。那我就觉得这几个老头对译制片的贡献是不该被埋没的。但是他们死的时候都很寂寞，没有了解到观众对我们的这个工作有这么多的关爱，所以我要写写他们，让观众了解他们。
永远的译制片情结
记者：从上译厂退休之后，苏秀又到上海电视台做了大约十年左右的译制片工作，之后就几乎和译制片“离了婚”。直到2004年，远在美国的配音演员施融的几个电话，才又激起了苏秀尘封多年的译制片情结。零四年的时候，那时候施融去美国已经十八年了，他在配音网上看到一些情况。看到一些老观众在怀念80年代，就不停的给我打电话，就说我们在一块再配一部戏吧。 我感觉这完全是说了过瘾，后来他回来了，正好中央台要找我们配一部戏，等于是梦想成真了。所以后来就一块找了二十几个老朋友，包括上海电视台的，我们厂的，一些在职的，退休的，就大家在一块配了一部戏。
记者：苏秀今年83岁，在上译厂干了35年，而至今她也没有离开过译制片的工作。她说或许她看不到译制片复兴的那一天，但是她要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给后来人留下一点什么，也许将来会有用。
苏秀：我现在就是尽可能把我了解的事留下来吧，除了写这两本书之外，我去年还做了一件事，就是把我的那个《我的配音生涯》，我自己叙述了其中的一部分。然后把书里提到的电影，尽可能的把那些片断找到，然后做了一个十四集的系列，就是我发给你们的那个，是其中的几集。我就想我活着能做就做一点。有朝一日大家想起来要好好地来做这件事的时候，或者可以提供点参考的意见。
记者：不管你有没有看过那些经典的译制片，有没有听过那些令人心醉的美妙声音。那个年代上译厂的那些作品，那些人都注定已经成为不能抹灭的传奇。我们不知道译制片在中国还有没有复兴的那一天，但我们肯定无法忘记那些陶醉了几代人的声音和用声音塑造的电影经典，以及那些只在话筒前而隐身银幕后的艺术家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