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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音人物传记]配音演员曹雷:为外国影片配音(2)

http://www.uupei.com  2013/7/19 9:57:28  优优配·配音人物传记
标签:配音往事 配音经历 配音趣闻
配音演员曹雷:为外国影片配音(2)
  【优优配(www.uupei.com)】优优每日配音行业新资讯今日关注配音演员曹雷谈为外国影片配音的那些经历,上接配音演员曹雷:为外国影片配音。

  当然,小说我已很熟悉,把握人物的个性和对白,也没什么大的困难,但是和1940版对比,导演对整部影片风格上的处理,有很大不同。2005版更接近于英国19世纪初叶那个年代乡村小镇的风情,生活气息也更浓厚,从表演到对白处理,不像40年代那一版那么戏剧化,所以配音上的处理也朴素得多。

  除了我以外,所有班子的人(包括录音师)都是新一代了;工作的方式也和三十多年前不一样了,用电脑录音、各演员声音分轨。林彬年事已高,不大能出门了,我自告奋勇地配起了班纳特太太。虽然我并不以当年自己的配音来要求新版配音的年轻演员,因为新的丽萃和黑白版相比,从形象到气质都有很大不同,大可让年轻人发挥,可是我在配音棚里,总时不时耳边会响起林彬的声音,走出棚来,当年配音的情景也总会在眼前出现,那些老前辈——毕克、邱岳峰、赵慎之、李梓、苏秀、张同凝、富润生……他们在配音史上达到的高峰,后人真是很难逾越的。

  用沪语为《耶稣的生平》配音

  20年前,我们厂曾接到一项很有趣的工作,记得是中影公司转来的。这是一部原声为英语的传记故事片,名为《耶稣的生平》,改编自《圣经》中的《路加福音》。要求我们为电影配上沪语,估计是宗教界为传教所用。厂里把这部片子的配音导演工作交给了我。为此,我特地托教会里的人买来《圣经》,好好研究了一番。中文剧本对白是已经译好的,基本上就是圣经里的词,不允许有大改动。剧本不需我们来翻译,当然省事;但要将它变成沪语,还需要二度翻译,这还是有些难度的。有些词,沪语很难读,弄不好还会产生歧义。我听说,上海有的教堂布道也用沪语,所以我去拜访了上海的一些神父和牧师,征求了他们的意见,对剧本用语做了些调整。

  这部影片的配音几乎调动了我厂所有会说上海话的演员,还到厂外借了个别演员。大家对第一次用上海话为外国人配音都很感兴趣,但是,各人的上海话口音互有差异,有的带苏州腔,有的带宁波调,又没地方去培训,不知该怎么统一。于是我想了一招: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有个沪语栏目,叫《阿富根谈家常》,这个节目的主持人说的沪语应该是标准的。我找到了“阿富根”的播音员顾超,给了他一个剧本和一盒TDK录音带,请他帮忙用标准沪语录下整个剧本所有人物的台词,不需带感情,只要音准就行。他很热情地一口答应下来,并且很快就录好了。我拿了这盒录音带,提了台四喇叭录放机,就进录音棚开录了。

  为耶稣配音的是王玮;配旁白的是乔榛。参加配音的还有翁振新、童自荣、严崇德、杨晓、丁建华、程晓桦、周瀚、席与荣等。如果有谁在录音时对哪个字的发音吃不准,就打开录放机听一下顾超是怎么念的,大家向他靠,语音就统一了。尤其是标准沪语里有的字要念“尖团音”,如“七”、“亲”等字,我们也认真咬字发音。《圣经》是经典,我们不敢有丝毫怠慢。整部片子配完后,我还请了宗教界人士来看了一遍,做一次鉴定。确认没有配错或疏漏,才敢送到北京。在今年展出的上海电影博物馆里,参观者可以听到这部电影的沪语配音。

  为美国人演的中国戏配音

  那年我们接受了一个很特别的配音任务。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著名演员英若诚到美国去讲学,他把曹禺先生的剧本《家》译成英文,为美国的演员用英语排演了这出中国名剧。这部戏在美国上演时被摄下录像,在电视台播出过。英若诚将录像带回交给我们,让我们把所有对白配成华语,再在中央电视台播出。按说,这本是一出中国的戏,曹禺先生的对白也是现成的,我们的工作应该不太难。不料一做起来才知道不简单。首先遇到的是口型问题。对白变成了英语,口型长短跟中国话就不一样,用原来曹禺先生写的台词根本对不上;英语结构和中文也不同,有很多我们听来是“倒装句”,简单打个比方说,中国话说“某某人跟我怎么怎么样”,到了英语里,就成了“某某人怎么怎么样……跟我”,演员说到最后,才把手往自己胸口一指,这动作跟中文台词也配不上。所以,这部戏还得照着我们译制片的规矩来次“初对”,让英若诚先生陪着我们的译制导演,一句一句数着录像上演员的口型,根据口型、停顿、表情、动作,参考曹禺先生的剧本原意,把台词重新组织,编成一个新的中文对白本。好在英若诚先生对中、英文剧本都熟悉,这一段工作没有花费太长的时间。

  尽管美国的演员穿着中国的长衫马褂,乍一看有点滑稽,但是,他们把握人物内心很细致到位,很快我们就跟着入戏,并被戏中人物所吸引和感动。《家》是一部我从小就熟悉的话剧。小时候,我生在江西赣州。当时正是抗日战争,有一支话剧队叫“剧教二队”,活跃在那一带,他们排演过《家》。父亲后来告诉我,他们曾让我去扮演第一幕里躲在觉新新房床下听“天上喜鹊打喳喳”的那个孩子,也不知成没成,我不记得了,但是那时我肯定看过这出戏;后来上海戏剧学院有好几届毕业班都排演过这出戏,我几乎也都看过,不少台词我都背得出来。这次安排我配瑞珏,成了我与《家》的唯一一次真正的接触。

  虽说是电视录像,但整个戏是一台完整的舞台纪录片,台词风格也还是话剧语言。配音的演员,也选有舞台经验或在戏剧学院表演系学习过的为主,可能是导演的要求吧,这样语言风格上容易统一些。记得还特邀了老演员林彬来配梅表姐。

  林彬与上译厂厂长陈叙一过去都是苦干剧团的成员,是很有功底的话剧演员。在《罗马之战》的配音中,虽然没跟她配对手戏,但还是悄悄地向她学了不少本事。她的吐字清晰,那是没话说的,高就高在没有着意的痕迹。不像有的配音演员,使劲去咬每个字,结果,词儿是说清楚了,人物却没了,人物关系、当时的情景、心里的状态,都没有了。林彬的语言中还有一种大气,把听似不在意中的意思,轻轻递给你,分寸恰到好处。她在《罗马之战》中配的淫荡的东罗马帝国皇后,《屏开雀选》中配的小市民气十足的班纳特太太,《家》里的梅表姐,加上《但丁街凶杀案》里的法国名演员玛德林·蒂波,几个截然不同的人物,都拿捏得恰到好处。

  《家》所以成为经典,不论巴金的小说,还是曹禺的剧本,都因为把人物的心理刻画得复杂而细致,多面而真实。当然,各个人物深浅有不同,凡是给人留下印象深的,如觉新、瑞珏、梅、鸣凤、冯乐山,都是有血有肉的。无论是表演或是配音,都先要把人物心里的念头摸准了,哪怕是乱纷纷的,也要把那乱纷纷的感觉摸准了,才表现得准确。

  有一场戏,特别不好处理:当瑞珏与觉新已经有了孩子,这时梅表姐来到他们家。瑞珏知道梅和觉新青梅竹马一起长大,很早就有了感情,她不愿觉新感情上受苦,提出要把觉新让给梅。她对梅表姐说:“把明轩(觉新)和孩子交给你。”我们分析,这样的台词背后,决不是单一的退让,而是进攻。因为她爱觉新,她知道觉新痛苦,才提出这个别人看来是荒唐的提议;也正因为她了解觉新,她也知道觉新和梅决不会照她提议的那样去做。这不是虚伪,她是矛盾的,也是真诚的。她的动作是积极的,在梅面前她不是谦让而是争夺,她无法跟一个心给了别人的丈夫生活在一起,如果这样,她宁肯不要这个丈夫。最后,她是以自己对丈夫的强烈感情使梅不得不折服。梅放弃了,退出了这个感情的战场。所以这场戏的结尾瑞珏会那么欣喜,高兴得有点失态。

  我曾问过英若诚导演:这时的觉新真正爱的是谁呢?英导没说话,只是用手指在我肩上点了一下。我想,瑞珏也是应该明白这一点的。把握了明确的人物关系,说起台词来心里就有谱了。

  英若诚导演在谈这部戏和戏中的人物时,有一点,很值得记下来:“周总理一直批评北京人艺演的《雷雨》不够封建。《家》是四川,是内地,‘五四’运动刚过没几年,封建的势力是很强大的,人和人的关系、举止、声音,都要体现出‘封建社会’这个环境来。封建家庭是封建社会的基础。这是个反封建的戏。”

  这部戏在配音上的特殊在于:一,是中国的名剧,又是外国人演的。语言上既不能太“洋”,让人听了像翻译片;又不能太“土”,太中国化,使观众听了觉得不像是从这些美国演员嘴里说出来的。二,是舞台剧,又是电视片。台词本身具有舞台话剧的特点,所以配音上不能太生活化;但演员的表演又很生活,配音上不能有太多的舞台腔,让观众听了觉得别扭。

  我很喜欢这些美国演员念台词的感觉。他们并没有因为这是一部经典名剧,念台词就要有“舞台腔”,要故意夸张地去表现抑扬顿挫。他们非常真实地、非常朴实地用这些台词去表达自己的内心。那些停顿、甚至有时带些语塞的口吃,都非常自然,感觉到演员是在思想,是在选择适合的词句把自己的思想表达出来,这是非常符合生活的真实的。我在配音时,也就尽量去接近他们的风格。

  美国版的《家》配好后曾在中央电视台播映过,反应都很好。这真是一次很有趣的文化交流,可惜这样的交流机会太少了。

  为斯特里普的“女魔头”配音

  《穿普拉达的女王》又译名《穿普拉达的女魔头》,我不知为何要用“女王”一名,因为从影片里这个人物的个性举止来看,她就是个女“魔头”。

  这部影片,现在的年轻人很喜欢看,尤其是女青年,因为影片里讲了很多时尚、名牌。但是我认为这部影片的主题恰恰是“反时尚”,它控诉了时尚对人性的戕害。不过,不管怎么个主题,影片把时尚元素糅合得很好,什么观点的观众都爱看。

  我配的恰恰是这个梅丽尔·斯特里普饰演的“女魔头”。斯特里普是我最佩服的演员,给她演的角色配音,算起来这是第8部片子了,其中大部分是作为内部资料片配的,并没有公映。不过在我来说,公映不公映没什么区别,都是一样工作,都要尽力配好。我想说的是,并不是配多了她的戏,就会变得容易起来,因为她是一个特别会塑造人物的演员,而且是全方位地塑造:从外形到内心,从形体到声音,她会根据角色不断地改变。

  我曾配过一部她主演的《紫苑草》,她饰演的是一个过气的歌厅女歌手,因患肝癌,无法再唱,流落在纽约州一个城市的街头,连居住的地方都没有。她出场时,蓬头垢面,浮肿的脸颊和眼泡,一条破围巾绕在脖子上,开起口来有气无力,一副破嗓子……天哪,这是斯特里普吗?我真是不敢相信,但是你不得不信她就是这个人物!纽约州位于美国东北部,冬天十分寒冷,戏里的她常被冻得嘴皮发僵,说话哆嗦。有一天拍戏,为了逼真,斯特里普竟然跑到冰上躺了20分钟。事后,与她演对手戏的杰克·尼科尔逊说,在镜头前把她抱在怀里时,真害怕她醒不过来了!还有一场戏:流浪街头的她偶尔进了一家酒吧,她走到话筒前想唱一曲。我知道,斯特里普本人原是个音乐剧演员,唱得很好,还演过音乐剧电影《妈妈咪呀》,但在这歌厅里,她却是声音嘶哑,荒腔走板,让人惨不忍听!而这,恰恰是戏里人物需要的。

  斯特里普还有一个本事:她会在不同的戏里,根据角色要求学会说不同口音的语言。在《索菲的选择》里,她为了演一个二战后到美国的波兰妇女索菲,专门学了一口波兰话,在影片开头一段她就是说的波兰话;到了美国,因为刚学,她说的是结结巴巴、很生硬的英语;后半截她基本说的英语,但始终带波兰口音。而在《黑暗中的哭泣》这部影片里,她演的是一位澳大利亚妇女,说一口澳大利亚英语。在最新影片《铁娘子》里她扮演撒切尔夫人,竟又根据录音学了一口铁娘子的家乡口音!

  我并非说我们配音也要带各地口音,因为不可能找到与原片对应的方言,只能找那种感觉。我是佩服斯特里普把语言作为一个塑造人物的重要手段,这是值得我们所有的配音演员和舞台、电视、电影演员们学习的。而我们配她的各个角色,就不能总是一个调子,也要跟着她的变化起变化,正像老厂长陈叙一说的:要“上天入地,紧追不舍”。

  她演的“女魔头”一出场,就是一串连珠炮式的对下属发出的指令。调子不高,就像是喃喃自语,却是一口气说了七八件要下属马上去办的事,其中夹杂着呵斥、抱怨、命令、指责。语速极快,容不得对手插话解释,一下子就凸显出她在这个“王国”的霸主地位,别人对她必须唯命是从。整部片子里,她没有提高嗓门说过一句话,但是,貌似轻声细语,可语气中却有嘲笑、有讥讽、有不屑、有刻毒的咒骂,让她手下和周围的人不寒而栗。看得出,斯特里普对这个人物的准确拿捏已经到了极致!

  这样的语言处理,在我的配音中也是很少遇到的,需要我细致地把握分寸。然而,意外却发生了:第一天配音,全片里我的戏配完了三分之一,一切还顺利。不料那天天气特别冷,而录音棚里的暖气却开得特别高,因整个大楼是中央空调统一掌握温度,我们无法调节,录完音出来我已浑身是汗,内衣都湿透了。出了棚,冷风一吹,内热未尽,又外感风寒,第二天早上竟失声了,一句话都说不出来。这在我也是很少碰到的事。

  第二天,我只能到厂里跟导演程玉珠说不能配了。他也很着急,说把我的戏往后放放先治嗓子要紧,让别的角色的戏先配了。上午我就奔医院,吃药、打针还带喷嗓。睡了一下午,还歇了一天。两天过后,嗓子好了一些,但还听得出是哑的。这时,别人的戏都配完了。我说,就用我这哑嗓子,把我剩下的戏尽可能地录了吧,这样可以全片接起来进行鉴定。鉴定下来,若觉得戏还可以,只是声音差,那不是又过了一天半了?我的声音又可以好很多,咱在补戏的时候(每次录完全片都要鉴定,鉴定完还有个补戏环节),把那些声音不好的部分再补一次。

  就这样,我勉为其难地录完了全片。鉴定结束,出现了一个出乎我意外的意见。剧中有一场戏:这“女魔头”正不可一世地出席巴黎时装年会,她丈夫突然提出跟她离婚!这打击使她十分狼狈,观众第一次看见她这样颓丧,蓬头垢面,满脸疲惫,完全失去了往日的锋芒和光彩,说话也有气无力,仿佛生了一场大病。大家的意见是,这场戏决不要再补录了,因为我那哑哑的声音正好适合这时人物的状态。这真是歪打正着!也许等我嗓音恢复了,就出不来这样的感觉了。又过了一天多,我的嗓音又恢复了不少,只要“含”着点说话,已经露不出嘶哑,而这个角色“阴阳怪气”的腔调,还真不需要我怎么使劲。于是,我又把前两天录的一部分戏重录了一遍,终于完成了全片的译制任务。

  这事儿却让我想明白了一点:配音演员如果有一个好听的声音当然很难得,是上天给的礼物,但是,配戏并不是纯卖嗓子的活儿,配出人物的内心、配出角色的“神”,那才叫“演员”。各种人物千变万化,人物内心千变万化,声音也会千变万化,只有能把握这种变化,才能配出好戏来。

  来源《上海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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